来源： 作者： 发布时间：2018-06-21

 

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首席记者 李长需/文

袁晓强/图片统筹

（五）

要加码追赶的，不仅有落后的科技，还有丰富多彩的生活。

1978年，当时的中国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，美国的三十分之一。

作为一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，在童年的记忆里，饮食的主旋律，就是窝窝头。“窝窝头，蘸秦椒（辣椒），越吃越上膘。”这是我们难以下咽时经常自我安慰的儿歌。

能吃上白面馒头，是我们那一代孩子整个的童年梦想。但家家户户每年分到的小麦，只够过年时包包饺子、蒸几锅白面馒头。记得有一年母亲生病住院，就把过年的白面给她蒸成馒头吃了。她出院给我捎的“包”，就是小半拉馒头。那馒头真香，我手捧着咬上一口，生怕馍花掉在地上。吃着吃着，我哭了。我问母亲：“妈，啥时候咱能天天都吃馒头？”

天天都吃馒头，大约还得四五年的时间。说起来惭愧，在我们那个不产米的地方，直到80年代中后期，我们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好吃的粮食，叫做米；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才从信阳人那里学会了蒸米干饭。

那时候农村还是生产队，收入靠的是挣工分，男人一天10分，女人一天8分，小孩一天6分。一分两分钱，一天最多只能挣两毛。孩子多的家庭，劳力少，挣不了多少工分，粮食吃不上半年，就断炊了。

收入少，能做的事儿，走的都是不花钱的路子。盖的房子，一律是草房，泥坯砌的墙，黄北草缮的顶，条件好的，顶多外墙包上半截青砖。直到1980年，草房才变成瓦房；之后，瓦房变平房，平房变楼房，再到城市买房。

那时候，农村里很少能见到自行车。村里唯一的车，是牛车，两个硕大的铁轱辘，靠两头牛才能拉得动。家里的电器，还没有电视机、录音机，条件好的，顶多有台收音机。能普及的，只有一种电器，就是手电筒。

那年的全省工业生产总值，只有255.54亿元（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）。其中，工业总产值为156.71亿元，农业总产值98.83亿元。那年的粮食总产量209.75亿公斤；社会零售品总额936017万元，财政总收入33.73亿元。

对比下2017年：全省生产总值44988.16亿元，粮食总产量5973.40万吨，消费品零售总额19666.77亿元，财政总收入5238.35亿元，将近40年，天翻地覆。

（六）

1978年秋天，刚刚返城的知青樊登，托人从广州购买了一条喇叭裤和一副蛤蟆镜。趁父母上班不在家的时间，他穿戴起来，悄悄摸出了家门。

留着长发、戴着蛤蟆镜、穿着喇叭裤的樊登，一走出家门，就在家属楼的院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闲聊的大爷大妈们，先是惊呆了一阵儿，好奇地看了又看，后来看出是樊登，就纷纷围上来，纷纷呵斥他，要他赶紧摘掉墨镜，脱下喇叭裤，这样不三不四、流里流气的，像什么样。

樊登没敢多争辩，他知道，在这些根正苗红的老人眼里，喇叭裤代表着没落腐朽，是资产阶级的裤子，敢穿喇叭裤的人，不仅道德品质有问题，更是政治立场有问题，是不能被纵容的。因而，在郑州的街头上，有些人的喇叭裤，就被当场剪掉了。

有那么严重吗？樊登想不通，电影里都演了，为什么还不允许穿？

他所说的电影，就是当年进入中国的两部电影：一部是《望乡》，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、气质高雅，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婀娜，让无数少女心生羡慕；另一部就是《追捕》，高仓健和中野良子不仅成了年轻人最早的偶像，片中矢村警长的墨镜、鬓角、长发和一条上宽下窄的喇叭裤，更成了当时无数男青年效仿的对象。

就是看了这两部电影，樊登才迷上了喇叭裤，托亲戚求朋友，好不容易才从广州弄回了一条。但没想到，刚穿上出门就遇到了挫折；更没想到的是，母亲当天回来后，直接把他的喇叭裤给剪掉了。

樊登的遭遇，在那一年可谓司空见惯。当年，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易中天，经常见到老师拿着剪刀，蹲守在学校门口去剪“问题学生”的喇叭裤腿。敏感的校方，受不了这种资产阶级的裤子在校园里大行其道，挂出一条醒目的标语：“喇叭裤能吹响向四化进军的号角吗？”

很快，便有学生在那条标语上加了一句话：“请问：什么裤能吹响？”

当年的《大众生活报》记载：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怪模怪样，又难看，又俗气，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。“因此，领导批示不准出售。”

樊登说，1978年，多数人接受不了喇叭裤，却钟情于“劳动布”。年轻的姑娘，扯上几尺“劳动布”，回家放到开水里烫，直烫得布料掉色，深蓝色变成浅蓝色。然后再用烫过的布料做成衣服，把没烫过的布料剪成方方正正的补丁，缝在裤子的膝盖和屁股上，看着好看，也耐穿。

那时候，也有“洋气”的布料，叫“的确良”，算是高档货。小伙们定亲，会给姑娘扯上几尺“的确良”，做成衬衫或短袖，穿到大街上，一路都是羡慕的眼神。

照今天时尚的观念来看，“的确良”既不环保，也不舒服，更算不上漂亮，更何况，夏天透气性差，不吸汗，一碰水就能看见肉。但它怎么穿都不会破，也不会皱，印花颜色鲜亮，让沉浸在灰暗色系里十几年的中国人，顿时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

樊登说，正因为如此，“的确良”受到了万人空巷的追捧，很不好买。几年前，他看到一本杂志登了一个段子，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，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，就排了队去买，想给自己做件衬衣，轮到他的时候，只剩下一尺布了，他十分为难，售货员说：“你买不买？不买下面的谁要？”小伙子一听急了，就买了回来，只好做了条内裤。但又觉得没人知道他穿的内裤是的确良，有点冤，就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，上书“内有的确良”。一日内急，就找了个公厕，将牌子解下来挂在门口，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厕所外面排成了长龙，都在问：“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啊？”

樊登说，这个段子虽然夸张了点，却是实情，郑州也这样。但在樊登眼里，“的确良”再高档，穿上去的感觉，都不如喇叭裤那么酷。

那年，等到他光明正大地穿上喇叭裤走上郑州街头，是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了一篇论证文章之后。那篇文章说，喇叭裤来自中国唐代壁画飞天中的舞蹈人物的服饰，是我们民族的，不是西方的。之后，就没有人再反对了。

一条裤子的出现，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，也打破了人们对服装认识上的禁锢，中国人崭新的生活，从这条裤子开始了。

那些喜欢喇叭裤的年轻人的内心，或许在六年之后，被时任纺织工业部女部长的吴文英说了出来。

1984年9月，吴文英到山东检查工作时，身上穿的是金黄色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。引起了一些议论。

但吴文英却响当当地回应：党中央、国务院支持我们穿得好、穿得美，我们纺织工业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得漂亮一点，不要用50年代的着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，不要有“穷光荣”的想法。

穿得好、穿得美，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

（喇叭裤、蛤蟆镜、录音机是一股春风，吹动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，也打破了人们对服装认识上的禁锢，中国人崭新的生活，从这条裤子开始了。）